COVID-19 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真正原因
想知道為什麼 COVID-19 的死亡率如此之高嗎？
只要詢問 CDC，並看看他們關於如何通報 COVID-19 死亡病例的指引就知道了：
資料來源：CDC：
「在無法對 COVID-19 做出明確診斷，但有疑似或可能情況（例如：在合理確定程度內情況令人信服）的病例中，在死亡證明上將 COVID-19 列為『可能』（probable）或『推定』（presumed）是可以接受的。在這些情況下，認證人員應運用其最佳臨床判斷來確定是否可能感染 COVID-19。然而，請注意，只要可能，仍應進行 COVID-19 檢測。」
沒錯：醫生可以將任何死於具備 COVID-19 症狀的人標記為該病死者——這些症狀與普通感冒、流感甚至肺炎非常難以區分——而無需實際對他們進行檢測。
而且正如我們所知，COVID-19 會引發與許多其他疾病類似的各種症狀。
資料來源：加拿大政府：
「感染 COVID-19 的人可能幾乎沒有症狀。您可能不知道自己出現了 COVID-19 的症狀，因為它們與感冒或流感相似。
症狀包括：
- 咳嗽
- 發燒
- 呼吸困難
- 雙肺肺炎
在嚴重情況下，感染可能導致死亡。」
換句話說，如果沒有進行實際檢測，醫生實際上很難區分 COVID-19 症狀與其他病因。
不僅如此，那些感染 COVID-19 的人甚至可能根本不是死於該疾病本身。
資料來源：National Post：
「……不同國家通報確診與死亡病例的方式也各有不同：在義大利，即使患者本來就患有疾病且死於多種疾病的併發症，COVID-19 仍會被列為死因。
義大利衛生部長的科學顧問上週表示：『只有 12% 的死亡證明顯示與冠狀病毒有直接因果關係。』
西班牙國家政府則僅僅列出有多少確診冠狀病毒的人死亡，並不提供有關任何其他醫療狀況的額外資訊。」
因此，死亡病例不僅在未經檢測的情況下被醫生診斷為 COVID-19 死亡，而且據稱死於 COVID-19 的人可能根本不是因此而死。
不相信嗎？
問問明尼蘇達州參議員 Scott Jensen 就知道了，他恰好也是一名執業醫師。
事實上，他表示在他 35 年的執業醫師生涯中，這是他第一次收到關於如何填寫死亡證明的具體指示。
然而，他最近收到了衛生部門的一封電子郵件，「指導（他）如何填寫死亡證明……我覺得他們好像在說……你不需要確認 COVID-19 的實驗室檢測結果，就能在死亡證明上填寫 COVID-19。」
很誇張，對吧？
但情況還更糟。
在他收到的這份長達 7 頁的文件中，該文件實質上告訴 Dr. Jensen：
「……如果（他）有一位 86 歲的肺炎患者，但從未接受過 COVID-19 檢測，而在她患上肺炎後的某個時候，我們得知她曾接觸過沒有症狀但後來被確診為 COVID-19 的兒子，那麼在死亡證明上診斷為 COVID-19 是合適的。但我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做過。如果有人患有肺炎，而且正處於流感大流行期間，而我沒有進行流感檢測，我不會在死亡證明上診斷為流感。」
然而，「他們」卻要求 Dr. Jensen 這麼做。
看看這個：
（此影片隨後已被移除。為什麼？我相信你一定猜得到答案……）
但這不足為奇。
義大利、德國、英國和奧地利都在做同樣的事 。
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德國如此迅速地重啟經濟？
但這還不是全部。最令人震驚的部分在這裡……
醫院接收 COVID-19 病例可獲得補助
如果我告訴你，美國的醫生實際上會因為 COVID-19 患者而獲得財務激勵呢？
你一定會同意這構成了嚴重的利益衝突——特別是如果他們被允許僅憑自己的判斷就在死亡證明上將 COVID-19 標記為死因的話。
好吧……
以下是 Dr. Jensen 的更多說明：
「現在 Medicare 規定，如果醫院接收了一名 COVID-19 住院患者，醫院將獲得 13,000 美元。如果該 COVID-19 患者使用了呼吸器，醫院將獲得 39,000 美元，足足是原來的三倍。在醫學界工作了 35 年之後，沒有人能說服我這種事情有時不會影響我們的醫療決策。」
看看這個：
這聽起來很瘋狂，但這正是目前正在發生的事。
現在再來看看這個。
資料來源：AP News：
「隨著世界各地的衛生官員推動獲取更多呼吸器來治療冠狀病毒患者，一些醫生在可行的情況下正逐漸放棄使用呼吸機。
原因在於：一些醫院通報了使用呼吸器的冠狀病毒患者出現異常高的死亡率，部分醫生擔心這些機器可能會對特定患者造成傷害。」
現在，回想一下，「如果該 COVID-19 患者使用了呼吸器，（醫院）將獲得 39,000 美元。」真耐人尋味。
你對這一切有何看法？
也許這當中有一線希望：在數百萬人失去工作、甚至可能失去家園的同時，至少醫院獲得了更多資金。
探尋真相吧。
